第二次鸦片战争

一方想改约，一方不认账，战争就来了——而这一次的战场，是首都。

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英国对华贸易额并未如预期增长。1854年，英、法、美三国以条约十二年届满为由，要求「修约」：增开通商口岸、允许外国人深入内地、公使驻京、废除内地常关税等。[1] 清廷以「万年和约」不可更改为由拒绝。咸丰帝与两广总督叶名琛皆持强硬立场，而英方认定「必须以武力打开僵局」。[2]

咸丰六年（1856）十月初，广东水师在「亚罗号」（Arrow）船上拘捕海盗嫌疑水手十二名。该船曾在香港注册，但注册期已过；英国领事巴夏礼（Harry Parkes）以「侮辱英国国旗」为借口，要求放人道歉，叶名琛释放水手但不肯道歉，英舰遂炮击广州。[1] 同年法国以马赖神甫（Auguste Chapdelaine）在广西西林被杀为借口，与英国联合出兵。咸丰七年（1857）十二月，英法联军五千余人攻陷广州，叶名琛被俘，后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，次年绝食而死。[2]

咸丰八年（1858）四月，英法联军北上攻陷大沽炮台，直逼天津。清廷被迫议和，五月分别与英、法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：[1]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；增开牛庄、登州、台湾、淡水、潮州、琼州、汉口、九江、镇江等为通商口岸；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、通商、传教；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；赔款英、法各四百万两。俄、美亦趁机签订同类条约。[2]

咸丰九年（1859）英法舰队以换约为名闯入大沽口，被僧格林沁所部击退，击沉英舰四艘。次年英法增兵再犯，七月攻陷天津，八月进至通州八里桥，清军精锐大败。[1] 咸丰帝逃往热河，命恭亲王奕䜣留守议和。十月初六（1860年10月18日），英军焚掠圆明园，「火三日不熄」，这座营建百余年的皇家园林化为灰烬。十月，清廷分别与英、法、俄签订《北京条约》。[2]

《北京条约》规定：增开天津为商埠；准许华工出国；割九龙司地方一区予英国；准许外国公使驻京；赔款增至英、法各八百万两。[1] 沙俄以「调停」有功，逼签《瑷珲条约》（1858）与中俄《北京条约》（1860），割占黑龙江以北、乌苏里江以东约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。1861年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外国公使陆续驻京。[2]

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：外国公使驻京、内河航行权、协定关税、领事裁判权，构成此后半个多世纪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。[1] 火烧圆明园成为近代中国最深的创伤记忆之一。另一方面，战败也直接催生了清廷内部的自强运动——恭亲王奕䜣与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先后兴办洋务，「师夷长技」由此而起。[2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