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学兴起与书院讲学

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把儒学从经学注疏变成一套形而上体系——它影响了此后六百年的中国思想。[1]

唐代以来，佛教与道教的挑战使儒家需要重建自己的形而上基础。[1] 仅仅注释经典已不足以回应佛道的本体论问题，儒学需要一场自己的「理论升级」。[2]

北宋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等建立理学基本框架；南宋朱熹集大成，编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建立「理—气」「格物致知」体系。[1] 书院成为讲学与传播的中心，白鹿洞、岳麓等书院影响深远。[2]

理学把「天理」确立为道德与秩序的终极依据，为儒学提供了一套可与佛道抗衡的形而上学。[1] 它也由此把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。[2]

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官方认可的思想体系，元明清三代科举以朱子学为标准。[1] 一套由民间书院长出的学问，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哲学。[2]

理学重塑了中国的价值观与教育体系，也带来了对思想创造力的长期约束。[1] 它在东亚（朝鲜、日本、越南）同样成为主流思想，是理解东亚文化共同性的关键。[2]

理学的兴起与独尊，是「一套思想如何从批判者变成正统」的经典样本。[1] 它在诞生时是回应时代问题的创造性努力，在被定为标准答案之后，又逐渐成为限制新思想的框架——思想的生命力，常常在它被奉为正统的那一刻开始转向。[2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