焚书坑儒

焚烧私藏诗书、坑杀方士儒生——秦朝用最直接的方式处理思想分歧，也把士人整体推到了对立面。[1]

前213年，博士淳于越在朝议中主张恢复分封，援引古制批评现行政策。[1] 丞相李斯认为民间私学「非议朝政」，请求禁绝。[2]

秦始皇下令焚毁民间私藏的《诗》《书》与诸子著作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除外。[1] 次年，又因方士求仙不成并出言讥讽，坑杀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。[2]

思想讨论被强制统一，但并未换来稳定。[1] 相反，它把士人整体推向了对立面，成为秦亡的重要口实——后来的反秦势力，恰恰大量借用了这些被禁的学说。[2]

汉代在总结秦亡教训时，把「焚书坑儒」确立为暴政的象征。[1] 这一事件也成为此后历代关于「如何处理思想分歧」的反面教材。[2]

秦亡之后，汉初的学术得以重兴，被禁的典籍由口传与私藏重新汇集。[1] 这一「破坏—重建」的过程，也塑造了汉代经学的独特面貌。[2]

现代研究指出，「坑儒」的对象主要是方士而非纯粹的儒生，这一点应当厘清。[1] 但事件的实质是思想压制，这一点并没有改变——无论被坑杀的是儒还是方士，强迫思想归一的后果是一样的。[2]